1888年11月25日,广东省高州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一个小男孩诞生了。
烽火岁月,动荡时局,这个小男孩抱着振兴祖国农业的坚定信念,刻苦求学钻研,终成为了我国现代稻作学科的奠基人、高等农业教育的先驱者。
他就是丁颖。
华农人无人不晓的名字。
竹铭草海、教一雕像、丁颖礼堂……华农虽大,丁颖先生的印迹却无处不在。
今天恰逢丁颖诞生13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走近丁颖,了解他那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丁颖,字竹铭,中国稻作科学之父,培育多个良种,提高水稻产量,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曾任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院长,是华南农业大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坎坷求学:
“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
怀念起丁颖,大家总会想起他手里紧握的那一把稻穗,米粒饱满,耐寒坚韧,腰杆很直,头却埋得很低。而他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为科研奉献终生。
1888年11月25日,丁颖出生在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的第12个孩子。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欺负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定借债供他上学。因此,丁颖成为家中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他考进县里的洋学堂——高州中学。还是中学生的他早已目睹农民生活的惨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不聊生,衣食严重不足,每天要进口大量洋米,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外加深受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影响,中学毕业之时,他决心报考农科,立志为振兴祖国农业解决民食而奋斗。
30年代的丁颖
1910年,他考进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1912年,又考上公费留学日本学农。在日本,他忍受祖国被侵略的凌辱,社会轻农观念和家境贫寒的困扰,数度辍学,回乡任教,三次东渡扶桑学习,前后达9年之久,直至1924年36岁才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也是该校第一个攻读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担任起学农的人的责任,把急切需要解决的广东水稻生产加以改良,使吃亏吃不尽的农民,与科学联系起来。”他常以此勉励自己。回国后,他一头扎进了科学研究,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能靠“卖青草”预售良种等方式维持科研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1933年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一号,成就“农人争种中山白”的盛况。
在科学研究中,丁颖总是把农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贪图个人名利。1936年,他从华南水稻栽培品种“早银占”和印度野生稻人工杂交的后代中,选出每穗几百粒以至千多粒的系统,俗称“千粒穗”,这一成果对发掘水稻高产潜力的研究具有启迪意义,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注意。但他很快把这项研究工作搁置下来,因为他认为“千粒穗”种性不易稳定,加上当时农民耕作水平落后,难以解决在生产中需要具备的条件,在生产上价值是不大的。
中国稻作学之父:
“以蚂蚁爬行的方式埋头苦干”
1958年,丁颖(右一)、杨明汉(左一)、梁光商(左二)在我校农场鉴定水稻品种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多年,创造了多个第一,创建华南第一个稻作育种试验场,创建我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就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1989年日本渡部武主编的《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纵使头上有众多“光环”,他仍保持着科学家的赤诚底色。为了发展我国北方地区稻作生产,年逾70还坚持到西南、西北、东北和华北稻区进行考察。1964年,76岁高龄的他重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有时腹部胀痛到无法入眠,不得不靠着被子坐着。
那一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更是争分夺秒,将工作排得满满的,5月初去西北考察,回京参加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9月中旬又去山东考察,就连病发之时仍坚持做完报告。一次考察过程中,山路十分狭窄,小车无法开过去,唯有下车徒步才能到达村寨。同行的人都劝他别去了,就在这好好休息,他还是慢慢地走,边走边休息。
(图8)1963年,丁颖(左一)、俞履圻(右一)、卢永根(中)在新疆观察水稻生产
在山西省农科院大吴农场观察水稻时,发现稻田中间一小片稻株枯黄,他蹲下身要脱掉鞋袜下田,同行的人赶紧下去,把整株水稻挖上来让他察看,他却说:“不亲自下去用脚踩一踩周围土壤,用手摸一摸稻根分布,感触土质的松软度和透气性,观察周边稻株的情况,怎能判断盐碱危害的程度,间接观察和自己下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即使年迈体衰,他还是保持着对科研工作的高度热情,亲自下地考察。他常说:“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一句简单的话囊括了他的一生,以蚂蚁爬行的方式,在稻作科学领域埋头苦干到老。
生活勤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作为知名教授,丁颖的生活可以说是清苦。国民党统治期间,他每餐多以番薯叶和咸萝卜干作菜。解放后,生活有了改善,也不过几套洗得发白的布中山装,一双布满皱折的皮鞋,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皮公事包,一个放大镜,一支国产钢笔,一只表面玻璃已磨得斑斑驳驳的怀表而已。
他常教导孩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多年来,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办公用纸总是写了正面又用反面。
丁颖遗物
丁颖家里甚至没有什么陈设,简陋的家具和一台天津产的电视机,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在学生卢永根的记忆里,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农学院院长的丁颖工作很忙,白天大量时间花在行政工作和各种会议上,只能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来学习。
他的眼睛患白内障,视力极差,只能拿着放大镜眯着眼睛吃力地看书,每个星期天,只要不出差,一定要花大半天时间到北京外文书店看书和买书。每逢出差,他总带着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火车上读。
丁颖和儿女在华农石牌住宅区53号家中
他对自己“抠门”,对他人毫不吝啬。一次,中学同学给他来信,谈及糖尿病要注射胰岛素,向他寻求帮助。虽然他每月有500元收入,但家里孩子多,年纪小,妻子没有参加工作,经济并不宽裕。当他得知这一消息,二话不说,立刻给中学同学汇去了300元。
丁颖一生节俭,视金钱如粪土,却将大部分钱用在科研和帮助别人身上,舍弃小我,成就大我,倾其一生,“学农,爱农,务农”。
丁颖精神在华农:
“一门三院士”成佳话
一代宗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丁颖精神薪火相传,华农人在各自的领域里传承丁颖精神,为祖国建设贡献华农力量。
丁颖院士在田里(左三),右三为卢永根院士。
尤其是围绕水稻研究,华农走出了三名院士,成就了一段学术佳话。
卢永根院士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丁颖任华南农学院的院长,卢永根是首届学生,虽然两人年龄相差40多岁,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丁颖是卢永根的恩师,是他学术上的领路人。而在卢永根的鼓励和支持下,1956年丁颖以68岁高龄加入共产党。正是因为这份难得的师生情谊,1959年,卢永根夫妇俩共同商议后,决定给襁褓中的女儿取名“红丁”,以纪念恩师丁颖。
刘耀光院士
2017年11月,卢永根的学生刘耀光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交出了杂交水稻育性调控分子基础理论的“中国答案”。“我有幸成为卢永根老师的学生,现在能与前辈一样当选院士,我想是‘丁颖精神’传承的体现。”刘耀光这样说过。“丁颖精神”强调严谨坚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科研。他也希望,自己能起到接力棒的作用,将这种科学精神传递下去。
2018年5月,以刘耀光挂帅,以国家重点人才工程(国内)、珠江学者、广东省杰青为核心,以博士后和研究生为主体的农业科学基础研究团队——华农水稻育性发育科研团队荣获广东青年五四奖章。从“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卢永根再到新晋院士刘耀光,水稻育性发育科研团队经历几代人的薪火传承,深耕水稻育性调控数十载,是探索农业科学问题,保障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服务“三农”的科研先进典型。
陈乐天教授和学生
王少奎在实验室
此外,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农业科学领域上下求索。
王少奎2012年从华农农学院博士毕业,2014年作为学校高层次引进人才,回到学校工作。毕业后,众多单位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她却选择了回到母校继续科研工作,“华农在水稻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基础,有丁颖先生和他传承下来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我希望将经丁颖先生、他的弟子一代代形成的学术传统继续发扬。”
2018年9月28日,我校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乐天荣获第十四届广东省丁颖科技奖。 陈乐天教授,正是刘耀光院士的学生。
为了纪念丁颖在稻作科学做出的贡献,1986年,获得首次丁颖奖学金学生名单公布;1988年,丁颖塑像纪念碑在华农落成;1989年,《广东省丁颖科技奖条例》设立;2008年,丁颖实验班开班······
哲人其萎,思想长存。
丁颖逝世后,周恩来、陆定一亲自送花圈以表悼念,周恩来审定的悼词写道:“充分表现出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周恩来更是称他为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持身素朴无私,喜看稻菽千重浪。治学红专并进,跃上葱茏四百旋。”郭沫若如是说。
丁颖精神,已成为华农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校风的重要象征,也是华农百年来不断发展的根基所在。一代宗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丁颖精神将代代相传,他的英名将永垂史册,我们永远怀念他!
整理|新媒体工作室 吴文琳
制图|新媒体工作室 罗鑫
参考资料|《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诞辰120周年纪念》
微信编辑|谢韩
责任编辑| 方玮 谢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