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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南方论坛综述
撰写时间: 2005-11-02 作者: 经管学院 来源: 经管
2005年10月16日,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85万字的新作《新制度经济学》出版之际(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8月版),由广东经济学会、华南农业大学、《学术研究》杂志社和珠江三角洲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南方论坛暨《新制度经济学》出版座谈会”在风景秀丽的广州市白云山举行。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多个高校、学术研究部门以及新闻单位。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一书出版以前,我国实际上还没有一本真正能够用于教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材。以往国内各高校使用的新制度经济学教材,或者只是纯粹的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介绍,或者是仅仅局限于新制度经济学某一方面的研究,比如产权经济学或契约经济学等,或者是国外著作的中译本。有的专家甚至指出:引进教材的进入可能表达了对早期国内教材在系统性、全面性、权威性等方面的不满,也带来了“洋教材”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而且2000年前后大量译著的出现更是让初学者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而《新制度经济学》是一本集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适用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好教材,是迄今为止第一本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创新性很强的研究型教材,填补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与教材建设的空白。而且,作为教材,该书信息量大、读者对象明确,在编排和印刷上新颖规范,每章都有“内容提要”、“主要术语”、“阅读书目”和“思考题”等,易于教师讲授和学生阅读,是“一本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教科书”。 当然,由于受制于教材的定位,该书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书就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对国内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还未来得及充分消化并吸收进来。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与会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框架、研究范式和发展方向以及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又深入的分析探讨。 一、逻辑框架的创新之议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文献之多也是浩如大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逻辑框架加以整合,才能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全貌和精髓加以概括和总结,这是一个让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都作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一书分五大部分二十章:导论,制度的起源与变迁,产权理论,交易费用与企业理论,集体行动、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对这一逻辑框架,与会者基本持肯定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国新制度经济学界的著名专家张曙光教授说:本书的框架结构安排不错,比较全面、新颖;作为教材,本书对现有的研究概括比较全面,达到了一本好的教材的要求。中山大学教授李善民博士也认为,本书体例独特,结构合理,是“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钥匙”。暨南大学教授朱卫平博士认为,该书的框架体系是一个创新的框架体系,它把人们通常称之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经济史学、法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至信息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等十分庞杂的理论分支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个结构简明和逻辑思维完整的框架里。同时,他对本书将有关交易费用理论置于制度变迁理论之后的编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把交易费用理论置于制度理论之前加以介绍可能会更易于读者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我国第一本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卢现祥博士指出,作为教材,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全面、综合地反映该学科研究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本书做到比较好。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框架问题也是卢教授一直思考的问题之一。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可以考虑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分析人类的行为与制度、交易费用理论及企业理论等;中观层次主要研究中间组织的集体行为问题,要回答诺思教授提出的“历史上人类理性选择的制度及组织为什么总是不一定有效率?”问题,可以把博弈论、演化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纳入其中加以分析;至于宏观层次,则主要研究制度的演化、国家理论、宪政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卢教授的上述思考,引起与会专家的重视,有的专家认为,三层次论不失为一种将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的理论加以统揽的理想框架之一;但也有专家担心,这种三层次分析法,有可能会使新制度经济学陷入传统经济学的框架而失去其本来的面目甚至黯然失色。 二、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案例研究甚至是“讲故事”的方法。与会者一致认为本书在案例研究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金融学院院长张炳申教授认为,本书秉承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讲故事”的理论研究范式,全书精选了60多个专栏和一批精彩的案例,发人深思,趣味盎然。比如,对公社体制的分析显示了低效率的制度为何能够长期生存,对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制度变迁中的精英人物、信念等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对我国新《婚姻法》的分析则表明了制度分析使用范围的广泛性。作者在选材时可谓独具匠心。 张曙光教授首先充分肯定了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同时,他也特别指出,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而且,从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案例研究也有局限性,大样本的研究有待加强。另外,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注意吸收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比如,关于人的理性的假定,在西蒙之后,人们基本上从“完全理性”过渡到了“有限理性”;但是,现代的科学研究,又进一步提出了“过程理性和情景理性”的命题。他说,理性不是绝对的,随着场景的变化,人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变化。人们不仅关心选择的结果,而且也关心选择的过程。罗必良则指出,将来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既要继续关注“微观”问题,还必须注意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正汉博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新的思考,他说,我们需要考虑,能否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制度的方法放在一个框架中?国际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势头。他认为,适应国际上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我们在制度分析中应该坚持三个维度:功能、结构和博弈。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和生命力 未来新制度经济的研究方向何在?这也是与会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由于与现实越来越远的距离而被讥为“黑板经济学”、“轮椅里的经济”的背景下,以R.科斯、O.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放松和修改新古典经济学严酷的基础假设,引入交易成本概念等方式,把经济学分析引入了对组织、制度等现象的研究,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成为经济学这一“显学”中的“显学”。当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同样必须注意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增强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命力。 张曙光教授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关系”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可能调动资源的资源,将“关系理论”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必要,也很有意义。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杨万东副主编也持完全赞同的观点,他说“人际关系”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卢现祥也明确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要与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结合,要将演化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使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张炳申则指出,关于宏观制度与宏观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应该解决的难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南方经济》编辑部主任黄铁苗教授也认为,中国需要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研究还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进一步的拓展。《学术研究》主编郑英隆博士则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坚持三个维度:历史的维度、现实的维度和批判的维度。 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新制度经济学与其它许多经济学的理论和流派一样,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但是与其它经济学流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却有特别大的市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李新春博士说,制度经济学在西方长期处于学术非主流的地位,但在中国无论在主流还是非主流研究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么,作为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和传授者,我们的历史责任何在? 张曙光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介绍引进的初级阶段,现在需要的是概括和消化,要加以本土化。推进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新制度经济学》一书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中国的内容和广东的特色。张炳申更是鲜明的指出,罗必良教授是“不遗余力地推进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在案例研究中融入了大量的本土化的经验现象,使本书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郑英隆同样认为,将新制度经济学本土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材中既要有国外研究的成果,也要有本土的特色,要反映中国的研究成果和特色。在这一点上,《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得到了体现。同时,他还从宏观层面指出,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的加深,随着中国的制度与世界的制度对接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素质,需要我们解决与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应的制度经济学问题。朱卫平的观点更是表达了与会者的心声,他说“经济学作为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常常遭到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质疑’,更有人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无情的‘鞭挞’,国内的许多经济学者都为了实现经济学的本土化进行过各种努力,但似乎成效不大。罗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的本土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不但表现在他所构建的全书的逻辑体系是‘东方式’的,而且还表现在他尝试把来自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种子‘种’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土壤’里。”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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